秋菊打官司

在《独唱团》里看到罗永浩写的自己“秋菊男”的故事。年轻的老罗去告状，虽然最终放弃，但年少时的他已做了一些维权的尝试。

原以为《秋菊打官司》是部灰暗的电影，秋菊的男人被村长打伤，之后应该是走上艰难的维权路。但电影看完，再看看今天，如果电影里讲述的故事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的话，彼时的秋菊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可以说秋菊生活在一个“童话的时代”。

秋菊家未经批准，在自家耕地上建房。村长前去制止，言语不合，秋菊的男人讽刺村长生不出男娃，村长一气之下踢了秋菊男人的下身，造成伤害。之后秋菊先是给丈夫看病，接着便是维权。

1、医生太敬业了

电影一开始，秋菊送丈夫去看病。医生正在屋里劈柴，简陋的医疗环境让人想起这人只是个江湖游医，肯定会骗秋菊不少钱。但后来发现，这个其貌不扬的医生判断准确，开的药也是治病的，没有要人命。

要是到现在，农村妇女秋菊看一趟病，估计就要遇见不少骗子，治病的花费也会倾家荡产。

2、村长“太客气了”

村长执法，有理有据，错在动手打人，之后对打人的事实也从来没有否认，只是脾气倔不愿意认错赔偿。而今天，村长多是村霸，干的是克扣补贴款，私卖集体财产的事儿。要说打人，踢一脚真是太客气了，少说也得是群殴，打了人肯定也不认。

3、派出所的民警“太公正了”；

也是为了争口气，秋菊走上了告状的路。第一站找到镇派出所的李警官，李警官允诺三天内上门调解。调解结果是村长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村长也答应赔偿。至此，秋菊的状应是告完了，第一站便得到了解决。这个李警官态度好，效率高，做事考虑的周全。后面还有他为了缓解村长和秋菊家的矛盾自掏腰包买东西送给秋菊的情节。

4、市公安局领导太亲民了

秋菊的状告到了县公安局，县公安局的结果和乡派出所的调解结果一样。秋菊不服，告到了市公安局。其间还遇见个好心的宾馆老板，而这个宾馆老板竟然有市公安局长家的地址。秋菊按地址还真找到了市公安局长家，局长不但听了她的陈述，还用小车把她送回了宾馆。

后来，秋菊对市局的处理结果仍不满意，再次找到局长，局长建议她起诉公安局，还好心的推荐律师，其间还请秋菊在路边摊吃了饭。

在今天，这些你能想象的到吗？

这是一部和谐的电影。没有恶霸，没有态度差效率低的公务员，局长可以在办公室门口等到，可以平易近人。电影里最坏的角色只是个绕路多收钱却也卖力蹬了半天车的三轮车夫。

看这部电影时，我始终走不出“现代人”的思维局限。影片每一个的情节转变，我都会用现时的情况猜测一下秋菊可能会遇见的各种困难：我们每天都在提防着各种骗局，遇到在政府机关的各种办事难。

电影只是电影，凭借记忆和资料我们可以确定那个时代并没有如此和谐，还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在很多方面比那时更差。这部电影也是一部普法的宣传片，张艺谋用老百姓看得懂的方式，让很多人明白了该怎么告状，这也是这部电影的伟大之处。

很多年后看这个片子是一个惊喜，没想到。不像张大导演其它的作品那么有野心，这个电影没有华丽的视觉影像，也没有沉重的深刻主题，总的来说挺质朴，（到了一个不能少，就有点过分的装质朴了，）很有幽默感。
在看大部分电影电视的时候，一般很容易的获得一个善恶标准，好人坏人一目了然。不过，电影里的标准和现实的标准常常是不一样的。比如这个电影里的秋菊，从戏里的村民来看，或者把她真的放到某个村子里去，我们做她的邻居，她恐怕就要是个惹人嫌的人物了。说法说法，自己的男人都已经好了，她还是挺着大肚，抹开交情，拿出辣子，一次一次的告上去。不要说乡亲指点，连挨踢的丈夫都嫌她多事。好在有电影，使我们作为局外人，知道秋菊不是个事儿妈；知道她不似普通人的软弱，得到丁点好处就得意洋洋的向权威妥协；知道“执着”两个字可以是刺激1995里的惊涛骇浪，也可以平凡如秋菊打官司。
打个不恰当但挺形象的比方是，秋菊打官司很像一根绳上穿着许多只蚂蚱。秋菊是绳子，村里乡里的生态是蚂蚱们。绳子固然很重要，蚂蚱们也不能缺席。电影里频率恨高的全景中景镜头，对于呈现乡民的生活、行为、举止再方便不过了。虽然选的季节是雪地寒冬，但从村民家里、市集、旅店冒着汩汩的生活的热乎气儿。在一个敞开的空间里（从村到市）秋菊虽然倔强，但也有卑微和胆怯。长镜头跟随着她的卑微与胆怯，看到许多负面:写状子骗钱的老头，讹钱的三轮车夫，也有正面：李公安、看自行车的，旅店老板，公安局长，也算是世间百态吧。
可惜的是，这个电影里，解决秋菊矛盾的方式太过于官僚了。秋菊那种不服输的劲头在张艺谋的这部电影里是看不到了——政府们没有一个是坏人。这种自觉的恭维真让人难受。写到最后，突然觉得如果张艺谋真的决意不恭维权力呈现真实，那电影恐怕就不会是这样的轻松觉得有意思了，很可能全景中景长镜头里看到的就只有是像小武里那样的真实与凄凉了。

    每当看到秋菊挺着个大肚子颠簸在凹凸的公路上的时候，我就为她的执拗而捏一把汗。多大一点事情呀，也犯得着告到县里市里去?可是秋菊硬是要为了讨个说法，把市公安局局长的车都坐了。

    中国人好面子。秋菊的不依不挠其实只为村长的一声对不起，可是村长毕竟是村子里的头面人物呀，那么容易就低头认错了，以后在村子里说话还有谁听呀？然而秋菊说：“我就不信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去？”双方都有自己的坚持，于是官司就打起来了。

    要说当地的执法部门还真是耐得下心来，芝麻大一点事，告到哪一级公安局都没有懈怠，依法办事的结果却总是难得尽如人意。为什么？法律只负责给秋菊赔偿，却并没有保证要给个说法。中国的乡村社会还是个人情社会，而司法却是只讲法理不讲人情的。到最后，村长救了秋菊母子，秋菊盛意邀请村长去吃孩子的满月酒，两家恩怨一笔勾销了，村长却被公安局拘留了。这样的结果，既不是秋菊原先所要的说法，也不是她现在所能理解的。可见，人情和法理的冲突，在中国的农村，还是很明显的。

    印象深刻的还有传宗接代这一观念在中国农民那里的根深蒂固。当时应该是刚推行计划生育不久，村长耿耿于怀自己没有儿子，秋菊也一再强调村长踢人可以，不能往人要命的地方踢，害怕的也是自己头胎生的不是儿子。及至儿子生出来了，大家欢天喜地，纷纷跑来道喜，足见大家对儿子的喜爱了。

    另外值得一提就是秋菊进城的见闻和遭遇，也体现了城市和农村发展的差距以及中国的农民迫切的要改变现状追求美好的一种心态。

《秋菊打官司》以崭新的拍摄风格为张艺谋赢得了第四十九届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张艺谋一部迥异于前的片子，他抛弃了从前为他带来荣誉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充满形式主义感的构图造型，抛弃了工整精巧的摄影手法，也抛弃了他已经技法纯熟的传奇式的故事，将视点对准了陕北农村一个普通的农妇。没有无形的封建家族的枷锁也没有表面平静下的你争我夺，故事就是故事本身。他使用偷拍，肩扛摄影，实景拍摄等仿记录片拍摄手法拍出了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在现实主义的背后张艺谋仍然揉进了他所擅长的形式主义的因素。在看似不事雕琢的画面下，蕴含了张艺谋独到的导演构思。
秋菊是一个认死理的人，她的男人被村长踢到了要命的地方，伤的倒不算重，可她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你是村长，就能随便往人要命的地方踢？她挺着大肚子，先后跑到了乡上，县城和市里，不为别的，只为讨个说法。一个从未进过城的农村妇女，连坐三轮车都会被人骗，却结识了市公安局的局长，并且最终赢得了自己的胜利，虽然这个所谓的胜利，是以尴尬和毫不被期待的形式到来的。
当年明月在形容万历年间的忠臣杨炼时曾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就是纯粹。而纯粹和执著的不同就是，执著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纯粹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秋菊大概介于两者之间——她属于一根筋。而后来这种一根筋的性格又出现在《一个也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中》，成为张艺谋创作中一个明显的脉络。
影片的开始是一个将近两分钟的固定机位长镜头，熙攘的市集上无数行人从镜头上匆匆的走过，大景深，杂乱的背景使观众难以分辨谁将成为影片的叙事主体。穿着红棉袄系着绿头巾的秋菊从景深处走至镜头前，紧接着下一个镜头便是秋菊和丈夫以及妹妹张望着走在街上的中景镜头，至此影片主人公正式被观众所承认，取得了自己的叙事地位。
在评论《小武》时，法国著名评论家夏尔戴松曾经这样说过“当小武在县城里闲逛的时候，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环境间的亲近感。这得归功于影片的摄影，在镜头前熙攘往的群众演员自行其事，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正在拍摄他们的摄影机的存在，这就如同卢米埃尔影片里中的人群那样，也跟雷诺阿拍摄布杜在塞纳河畔散步时所采用的方式一样－－故事跟随着这些人群一起展开，甚至使人感到即使没有这个故事生活也仍在继续”。我觉得这个评价，本片的开头也同样当之无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艺谋以这个新颖而大胆的长镜头奠定了整部片子的现实主义的基调。但是所有的风格，无不都是为了内容服务，张艺谋是一个高超的视听语言大师，他擅长利用造型，布景等一切因素体现影片的主旨。绿头巾红棉袄，我们不难发现，除去在商场买的那件竖条纹西服，在整部影片中，秋菊的衣着都是红色棉袄。红色是张艺谋非常偏爱的一种颜色，它象征了热烈和执拗，正如影片中秋菊的性格。同样，影片中秋菊家庭背景的设置同样非常耐人寻味——秋菊家是种辣子的，她们家屋檐下挂满了鲜艳耀眼的红辣椒，而秋菊几次去县城去市区的资金也都是通过卖辣椒而获得的，这不禁让人觉得趣味盎然。
而秋菊家挂满辣椒的屋子也成为一个绝佳的环境造型，它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张艺谋对于表现民俗的爱好。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另一个场景，在秋菊第一次卖辣椒前，张艺谋用了四个镜头描绘了收购辣椒的小贩碾辣椒粉的情形。两个把辣椒轧成粉的特写接全景，之后是数个铁碾一起轧粉的特写。这四个镜头在叙事上并不承担作用，但是在烘托影片气氛上，则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有些类似于《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点灯仪式，给人视觉刺激，但是又没有承担《大》里过于厚重的象征意义。
《秋》之所以因新颖的现实主义风格被评论界所称道，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其使用了偷拍的拍摄方法。而在最多使用偷拍的场景——市集里，我们依然可以清晰的看到张艺谋的个人偏好，色彩鲜艳的花布，大红色的年画，以及各式各样的港台明星的海报，画着寿星福星的挂画，热闹而且世俗。一方面它非常好的展现了农村集市的环境，交代了时间（我们在背景中可以看到杰克和露丝的拥吻的贴画，泰坦尼克的海报在其后的《我的父亲母亲》中也可以见到），另一方面非常完美的贴合了影片的气氛。虽然拍摄看似粗糙随意，手提摄影，不时有人头从镜头前面晃过去，张艺谋的现实主义，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做是构思精巧的现实主义，是经过修饰的现实主义。
《秋》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段落，有一段是秋菊的公公去给李公安还点心，派出所里坐满了等待领取结婚证的小夫妇。其中有一对正在接受询问，等待最终的确认。公安问“头一回在哪见的面”，小伙子咬着笑点头。公安又问“头一回你们俩就看上对象啦？”小伙子扭捏了一会终于说了是，接着捂着嘴笑起来。这种段落同样不承担叙事的作用，但是充满了生活的情趣，比起摄影上的诸多手法和技巧，这些充满生活精髓的闪光之处反而能更好的体现现实主义的主旨。
在这部影片里，张艺谋不动声色的将写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结合起来，拍出了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此时的张充满了灵气，如同一再被强调的，形式始终是为内容服务的。如同北京电影学院某年的导演试题，熟练的掌握视听语言是一个导演最重要的技能之一，但始终不是全部。张艺谋的后面的作品《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形式上的极致掩盖不了内容上的重大缺陷。而因此，《秋菊打官司》更显得弥足珍贵。

《秋菊打官司》是张艺谋拍给外国人看的片子，里面花了很多功夫表现中国传统社会的风貌。由于他对风俗的重视，他对中国社会的描述倒是很真实。这部电影给了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秋菊的不断上诉。此间表现出的我国的地方治理状态令人深思。

   秋菊打官司的原因在于村长踢了他丈夫的“要命的地方”。事情的起因是秋菊家种辣椒，要在地里建个晒辣椒的棚子。当时中国政策禁止在地里修建房子。村长于是以此为理由阻止他建棚子。这分明是在刁难秋菊家。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乡村是常见的。由国家来管制村民的土地使用权，这使得地方官在执行时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秋菊在向李公安告村长时总说“他是村长，踢了也就踢了，但不能往要命的地方去踢”。可见秋菊对于现有的乡村秩序是认可的，她并不追求第一等的公正。

    第一次告到李公安那里时，处理的结果是村长赔偿200元医药误工费。但村长拒绝道歉。村长拒绝道歉的理由很简单，如果村长道了歉认了错，村长的威信就不存在了，日后国家交付的任务也就难以完成了。由此他认为国家会站在他一边，因为国家还有求于他。我认为村长说得很有道理。

   对于一般人而言，村长既然已经赔了钱了，那事也就了结了。秋菊的丈夫就是这样的。但秋菊死死不放的是“给个说法”。为什么秋菊要“给个说法”呢？她宁愿不要钱也要个说法，这是因为秋菊对正义有着坚定的信仰，她认为这个世界有个天理存在。对正义的信仰正是其生命的希望所在，所以她才会不惜代价去追求一个“说法”。其实普通小民也是有信仰的。

   在向李公安告村长时我们看到，李公安一个人要负责整个乡镇的治安司法工作。因此，秋菊来时他总是在忙碌中。我曾想公安与检察院应该分工，检察院负责调查，公安负责治安抓捕等具体工作。看到这里，我不抱此希望了。中央政府能够为地方提供的公共服务是极为有限的。何以见得？由中央直接向民众提供的公共服务是昂贵的，更好的公共服务需要征更多的税来维持。而过高的税收水平可能会导致官逼民反的结果。并且，更多的公共服务需要更为庞大的官僚机构，官僚不仅提供公共服务，他还会鱼肉百姓。在市里时，一些听了她故事的市民说像她这样的事一个市里起码上万起，大家都到市里来要求解决，市里哪能管得过来。也就是说市公安是不会理她的。这句话很有意义，国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越往上一级，其成本就上一个台阶。

     秋菊从镇上一直上诉至法院，其成本已远远超过了秋菊所能得到的赔偿。这些成本包括乘车去镇上、县里、市里的交通成本、住宿成本，获取打官司的可靠信息的成本。其中获取信息的成本最为高昂。她需要了解国家的政策、告状的程序、相关部门的地址、领导的意图等信息。而这些信息大部分都垄断在官僚阶层手中，这就更加大了难度。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公民不能享受到国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因为成本太高了。进而由此导致地方治理的恶化。《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里秋菊所遇到的官还都是好官，尤其是那个市公安局长。可现实中清官总是少数，贪暴之吏居大多数，这是更令人畏惧的。

    这里的困境是如何造成的呢？这完全是地方自治缺失的缘故。在自治的情况下，地方的治理任务完全由地方自己负责。自治的地方用不着中央来规定土地的使用，如果这样，秋菊一案也就不会出现了。在地方自治的情况下，基层官员由地方民众选出，对地方民众负责而不是对中央负责。本片中的村长也就用不着为自己的权威的丧失而担心了。在地方自治的情况下，地方事物靠民主来解决，在熟人社会里解决问题只需较小的社会成本，而且由于大众的参与其结果的合法性、公平性高于中央任命的官僚，哪怕决策错误民众也不会有怨言。总之地方自治使得地方治理的成本低，且结果更为公正。这使的地方的善治成为可能。

    西方中世纪的社会，国家远离百姓，对百姓而言只有庄园才是实际的。每个庄园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庄园由庄园主与农奴（黄仁宇反对将其译为农奴，他称之为穑夫）共同管理而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预。庄园作为一个小的地方自治单位，公共服务的成本低，行政与司法可以分开运作。庄园的行政管理由庄园主从农奴中选出来的庄官管理，而庄园司法由农奴担任陪审团的庄园法庭来管理。于此相对的是，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一直是合一的（宋代的提刑制度对此有一定的纠正，可以说宋代的司法比较具有独立性）。中国任命的官僚式地方治理结构治理成本高昂，为了节约成本（也可以说是不扰民），司法与行政合一，县官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审案。我们知道中国中央还是有专门的司法机构的，如大理寺、刑部、刑审院等，因此司法与行政的合一并非源于古人的观念。中西两方的这种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了后来双方命运的极大不同。大部分人都以为凡封建则必落后，黄仁宇认为在封建制度下较能注重地方实情，尤其西方的封建制度使得私有产权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使得“社会底层的资源能够自由而公平的交换”，由此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则陷入官僚主义的泥潭始终发展不出资本主义。

小时候，非常不喜欢巩俐。
觉得好像但凡中国有什么电影，她都参与一下。
长大了，反而最喜欢的是巩俐。
欧美的身材，中国的脸。
气质就绝对的是中国的大房太太，势气逼人又绝对的智慧当先。

这部电影以小看大。
虽然是以农村为题材，折射出来的却是所有中国人。
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讲理的民族，也是最讲情义的民族。
但是有一个大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要给足面子。
你给足我面子，那一切好商量。不给面子，绝对和你死磕到底。
农民法制意识不强，但也知道说理，说理的结果为个啥？
就是要有个台阶下，就是要争那么口气。

喜欢巩俐的演出，把一个执拗的乡村妇女扮演的惟妙惟肖。